从地域分布和影响力上看，34家“乐家老铺”遍及天津、上海、长春、西安、长沙、福州、香港等地。其中北京同仁堂是“中国第一药铺”，达仁堂是天津最大的国药号，石家庄乐仁堂是河北最大的国药号、济南宏济堂是山东最有影响的国药号。

浙江省内，杭州叶种德堂是“江南第一药铺”，温州叶同仁堂是浙东南最大的国药号，绍兴震元堂是浙东地区最著名的国药号，湖州慕韩斋为浙北地区最大国药号，拥有大小药店14家的方万盛是台州地区最大国药号。

由于家族传承和经营有方，鸣鹤国药业杰出人物不断涌现。研究统计，及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鸣鹤场有约1000户居民，却有80%外出经商，做老板、经理的有200户，外出做店员职工约600户。在杭州，号称六大国药铺的经理都是鸣鹤人：胡庆余堂经理俞绣章，叶种德堂经理叶本生，方回春堂经理刘沛元，万承志堂经理支文良，张同泰堂经理俞企堂，泰山堂经理董福生。在上海，许多大药店的主要负责人也多为鸣鹤场人：如蔡同德堂经理周乾生，苏存德堂经理袁荣生，王大吉堂经理俞兰芳、郁良心堂经理施琴堂，董天颐堂经理姚鹤轩等。在北京，刘一峰(清初民末的同仁堂查柜、乐家女婿刘辅庭之子)在公私合营前掌管北京鹤年堂。故此，鸣鹤可称为民国时期中国国药业的大本营，也是国药业经营者的“黄埔军校”。

综上，国药业是明清民国三朝鸣鹤商人的主业。鸣鹤药商从这里走向全国，用自己的辛勤汗水和非凡智慧浇灌出数十个药业百年老字号，福泽千万民众。民间传唱“中国国药出浙江，浙江在慈溪，慈溪首推鸣鹤场”——鸣鹤可谓近代中国国药业的发祥地之一，鸣鹤药商可谓国药传承和中兴的肱骨栋梁。

3 鸣鹤药商群形成的历史机缘、人文传统和精神基石

研究表明，鸣鹤药商群在国药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绚丽篇章，鸣鹤在国药史上留下的缕缕“药香”绝非偶然。

首先，鸣鹤有良好的商品经济萌芽。唐五代时期，鸣鹤就以靠近越窑中心上林湖的港口优势，成为中国最大的青瓷贸易中心和“海上陶瓷之路”的始发港。明朝中后期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，社会产品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，产品在各地区间的流通交换更为频繁。产品商品化、摊贩商铺化、集市城镇化，商品经济逐渐萌芽、日趋活跃，使这一时期成为我国商品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[10]。三次南渡后，北地而来的人口与宁绍两府本地人口在鸣鹤集聚交融；流通过程中产生的高额商业利润，吸引了社会各阶层参与到经商营利的洪流中去。朝廷设盐课司成为周边地区最大的盐场后，鸣鹤已传为“东南赋税之最”，是为当时我国东南商品经济活跃的一个缩影。

其次，明朝中后期官营药局走向衰落，民营药店成为中药业的主力军。官营药局兴起于北宋，繁盛于南宋，亡于明末；民营药店在唐以前早已存在，北宋时仅仅分布于各大城市的主要街道，经历元明两代的发展，到清代已是遍及城乡。至明末清初，民营药店逐渐成为了国药零售的主力军。同期，国内形成了批发中药材、加工中药饮片的安国(河北祁州)、禹州(河南)、亳州(安徽)、樟树(江西)四大药市。往返于产地、药市和零售市场之间的国药商人结成药帮，在国药流通领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[11]。明末清初的鸣鹤已经地狭人众，复杂的地缘、血缘关系使鸣鹤人有了走南闯北、向外求生谋利的传统。“不为良相即为良医，不为良医即为良商”的小环境，使人乐于从商，善于经商，特别是乐于、善于做药商。

经商比传统的农耕生活更具复杂性，从业者必须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经营理念。比如在买卖商品时，需要计算成本和利润从而确定买入价和卖出价；在资金短缺时需要想办法融资；在经商过程中还要与人签订合约、典当抵押等问题；要与官府沟通，处理与政府之间的利害关系；更要在同业竞争中设法取得优势。国药业关系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从事国药业经营不但需要有较高的文化基础，还需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。

如前所述，宁绍平原自古文运昌盛，杜洲书院、湖山书院哺育了一代代鸣鹤人。在民国以前，鸣鹤药商的子弟发蒙时，除了学习四书五经等传统科目外，还格外要求熟读背诵《汤头歌》、《药性赋》等中医药经典，从小就熏染“药香”，为今后从事药业经营练好童子功。鸣鹤较高的教育普及程度，为鸣鹤人从事国药业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坚实的人才支撑。

文章来源：《时珍国医国药》 网址: http://www.szgygyzz.cn/qikandaodu/2021/0221/389.html

上一篇：国药瑰宝——阿胶
下一篇：国药大师两次大补险丧命